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为了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论断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2020年10月28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大局’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市委党校召开。研讨会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主办，来自北京与上海的近3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两个大局”重要论述展开详尽讨论。
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曾峻在致辞中指出，要从时间、空间、领域等三个维度去思考“两个大局”。从时间维度来说，现在正经历的变革是过去一百年，特别是二战以后最深刻的一次，对未来一百年的中国和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从空间维度看，“两个大局”是世界和中国在特定时期和阶段互动的一个表现，它不是局域的、部分的，而是全面的。从领域维度看，“两个大局”涉及的事物、范围是系统的，覆盖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生态、人类健康等各个领域。当前，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十四五”时期要集中精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把中国特色发挥出来，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1位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分别以“两个大局”重要论述的历史方位、时代背景、辩证关系、话语建构、文化软实力提升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统筹“两个大局”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展开，并对世界大变局产生深刻影响；世界大变局也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造成深刻影响，既带有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深刻认识并统筹把握“两个大局”，对于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研讨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两个大局”是对中国现代化内生性质的肯定近来“内卷”一词颇为流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在发言时表示，他不喜欢“内卷”的说法，但中国现代化有其内生性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从衰弱到转折、到复兴，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基因，而这种文化和历史的基因，才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原因。
潘世伟教授指出，“两个大局”的提出，表示了总书记对近代化内生性质的关注。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受到欧美现代化的启发，受到西方影响，也受到带动，这是事实。中国也一度以为我们的现代化可能是欧美现代化的移植、模仿和复制，甚至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曾经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与欧美现代化的区别只是先发和后发。
潘世伟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来实行现代化，这是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原创性理论。
潘世伟指出，在马恩经典社会主义里面没有现代化的内涵。如果有的话，可能也是非常朦胧的，因为马恩原来设定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后资本主义性质，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上面，摧毁资本主义进而形成人类新的，更美好的制度。我们将社会主义现代化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内容。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在开辟人类现代化的一种新路径，体现了人类现代化的一种可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能是一个最现实的、最合理的、最便捷的选择。现在强调“两个大局”，特别是前面一个大局，在理解上可能会更加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生性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秀军也阐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生性。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存在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其内生性。从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趋势上面，这次疫情对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却成为了这次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国家。
从这个内生性，推出来一个观点：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什么方向演变，越来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选择和行动。以前我们说的国际战略机遇期，都是靠外部的环境，我们怎样利用外国的基础和条件，今天的战略机遇期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怎么选择、怎么行动，所以我们提出来将国内因素放到很重要的位置，这也是我们并列提出两个大局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胸怀两个大局，需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胡伟教授在发言时指出，“两个大局”观点的提出，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因为如果不改革开放，就不涉及到统筹国际大局的问题。
胡伟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谈不上去统筹“两个大局”的问题，因为基本上是封闭的。即使国内，我们过去大局也没把握好，我们也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所以我们也谈不上国内这个大局。对外，因为我们相对比较封闭，也谈不上统筹国际或者说对外开放，而且当时中国同时跟苏联和美国闹翻，是腹背受敌，在国际上相当被动。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就特别强调我们既然对外开放，就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我们今天在思考“两个大局”的时候，一定要站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去看问题，我们必须小心地维护和平发展这样一个大局。
胡伟认为，我们在今天思考“两个大局”，应该明白立足点是什么？是和平与发展，还是战争与革命？是改革开放，还是闭关锁国？如果闭关锁国，就不需要统筹“两个大局”。如果是战争与革命，也不需要了。正是因为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所以我们更需要坚定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的基本方略，一百年不动摇。
徐秀军在发言中也提到，中国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关键变量之一，这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有：第一是经济增长乏力；第二是全球保护主义，多边主义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第三是全球治理问题。无论哪一个方面，中国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的退出外交，在此情况下中国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国际体系。
在全球治理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当今世界面临全球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信用赤字。徐秀军认为，从全球角度来说，治理赤字在不断加大，主要表现在责任赤字、效率赤字和制度赤字。责任赤字，指的是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当中享受了诸多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如美国的退群；效率赤字和制度赤字反映了全球治理的机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是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在一定的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
徐秀军指出，中国和世界相互依存，有两面性，一方面相互依存可以促进和平，因为大家是利益共同体。但是相互依存也会使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分配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可以给世界带来机遇，但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威胁。“两个大局”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最后，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王公龙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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