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一轮疫情中通报的一个病例，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就生活轨迹来看，这位岳某称得上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他几乎是每天下午出来工作，在北京各个区的工地打零工，搬运水泥沙石，或者清理建筑垃圾，一般干到凌晨四五点才“下班”。前两天他买了去威海的高铁票，去和妻子汇合，在北京南站上车后得到自己“阳性”的消息。
媒体采访到他，为我们提供了他的更多生活细节。他来北京是为了找儿子，一边打零工赚生活费，一边寻找。干最辛苦的活儿，每天可以赚到两三百，在朝阳区城中村租住，每月花掉700元。
岳某的故事刷屏。他被接走隔离，441元的高铁车票都还没来得及退，防疫部门工作人员想直接把钱给他，他拒绝了。这是防疫中的“温情时刻”，防疫人员每天也极其辛苦，但是仍然能从岳某那里感受到一种更可怕也更纯粹的艰难。
他的生活中的那种“苦楚”，很多人都感同身受。这并不是说大家的工作都和他一样辛苦，而是在疫情中每个人都活得很不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难，而在岳某身上则是“最艰难”。他仍然撑着，他的悲剧命运中有着感动人的力量。
岳某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值得记录在这里：“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赚了钱就找孩子，没钱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为了把孩子找回来。我辛苦一点，就算把命搭到里面，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他很辛苦，也很有尊严。这种尊严给我们一种力量感。
现在他的故事被很多人知道，有很多人在群里转他过去张贴的寻人启事。这样一来，他的儿子有更大概率“看到”自己的父亲，这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如果因祸得福让家庭最终团圆，那也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像岳某这样的“深夜搬砖人”绝对不止他一个。实际上，岳某是通过工作群寻找每一天的工作。大城市日新月异地生长，到处都是“装修工地”，就一定需要很多像岳某这样的体力劳动者。由于市容管理的需要，运渣车白天不能进城，他们也就只能晚上行动。
他的普遍性在于，几乎所有和他同样辛苦的人，在日常中是不可能被看到的。他们是城市生活的建设者，岳某的工作地点几乎包括城市的所有建筑形态：酒店、剧院、小区、别墅……如果没有他们，城市不可能这样“美”。他们也是城市的支撑力量，只有在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活的“停滞”中，他们作为劳动者才显现出来。
这可能就是我们在感动之余应该思考的。岳某的“绝对收入”并不算低，每天两三百，他已经非常感激了。但是，作为一个“灵活就业者”，他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他和工友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要寻找丢失的儿子，这让他更绝望，也让他更坚韧，而那些工友的艰难，则是日常的、不为人所知的。
我们必须思考，这些城市的建设者，能从城市得到什么？他们消耗自己的身体，拿走了属于自己的工钱，除此之外，他们还能要求更多吗？如果他们是沉默的，无法发出声音提出自己的要求，那城市能够给他们更多吗？大城市作为“公共生活”的集合体，有没有可能给予城市最底层的建设者一些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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